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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沙尘暴，让我想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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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5月4日。黄沙漫天。
上午8时，城六区PM10小时浓度为1583微克/立方米，东北部为1755，其余西北部、东南部以及西南部小时浓度均破2000。
尽管很多人并不清楚PM10是什么，但近些年早已听惯了PM2.5指数的人，对于污染指数都形成了“条件反射”——肯定是更严重的污染。
不到一小时，各大新闻媒体开始报道这场“自然现象”，哪怕你远在万里之外，只要有网络，都能感受到北京城的压抑。
此刻最适合北京的段子是：刘备要在北京盖别墅，诸葛亮掐指一算：“买水泥就行，沙子一会儿就到。”
“很多年没有这种天气了”，一位北京市民在接受某报记者的时候说。
“沙尘暴”这个词，近些年是被“雾霾”给比下去了，这次又“卷土重来”，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它的记忆。
说实话，这些年中国北方沙尘暴的治理成绩比雾霾要好很多，以前新闻里动不动就是关于“北京沙尘暴”的消息，现在听到都觉得稀罕。这都和我们多年的治理息息相关，在此，我们要感谢一个人，如果不是他深入“沙尘暴源头”，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也是规模最大、贡献最大的“治沙公益组织”，北京的沙尘暴绝不会是今天这样，偶尔发作一次。
这个人就是今年1月16日逝世的有地产界“老大哥”之称的首创原董事长刘晓光。
刘晓光在阿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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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地长叹，拉来百名企业家共同治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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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光与治理沙尘暴结缘于2003年。
当时刘晓光去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参加一个会议，当时的阿拉善，从1993年开始，生态环境出现了大范围、深层次的恶化，这里的狂风如同上帝的怒吼，将裸露干旱的土地卷起上千万吨的沙土吹向中国北方，阿拉善成为了中国沙尘暴的源头。
刘晓光来到阿拉善，看到如此情景，跪在沙地上，望天长叹。他对身边的人说：“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身”。
“能不能把中国的企业家聚集到一起来治理沙尘暴？”刘晓光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凭借着在商场的交际和影响力，他邀请到了包括王石、冯仑、张朝阳等人在内的60多位企业家，在2004年6月5日，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一开始商量的是每位企业家每年出资10万、连续10年在这里治理沙尘暴。
2004年SEE协会成立，参会企业家在枯死的梭梭树前合影
13年来，SEE一直坚持探索和尝试各种荒漠化防治办法，累计种植38.1万亩梭梭树。
梭梭树是一种能在沙漠生存的植物，抗干旱，易存活，成片种在沙漠上对于治理沙尘暴有很大作用。
沙漠中的志愿者补给站，孤独如大海中的孤岛。一些人年复一年地坚守着。
2014年，SEE发起了“一亿棵梭梭”项目，计划在未来10年内，种植一亿棵以梭梭为代表的荒漠植物（种植面积约200万亩），用以改善周边1300平方公里的生态环境，并通过造林地衍生经济价值提升周边牧民的生活水平，在治理好沙尘暴的同时也让当地群众富裕起来，这才是长久之策，百年大计。
除了关注沙尘暴的治理，协会还对各类环保事业进行了资助。截至2015年12月，SEE的基金会已累计投入环保公益资金2.7亿，直接或间接支持了400多家中国民间环保组织。
比如最近他们推出了“卫蓝侠招募计划”，全国招募环保志愿者。一旦有志愿者发现某地有污染严重的情况，就会上报给协会，协会再组织当地的志愿者们跟进调查。
像“帮小勇看到干净的蓝天”计划，就是因为一个叫小勇的5岁男孩，他生活的山西东古村十几年来一直遭受焦化厂的烟尘污染，导致他从没见过家里干净的蓝天。志愿者们，也就是“卫蓝侠”们得知后，经过实地调查，帮助村民联系企业整改，并将陪伴村民守护一个干净的家。
虽然在这些事情上，民间组织的力量还是很弱，但不管他们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在唤醒人们对环保的责任感。
一开始，当地政府对于这群企业家聚集在一起创办的机构并不在意，后来看到他们确实在做好事，做实事，这才改变了态度。
冯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十年来，政府从比较隔膜、隔岸观火，到正常交流，再到成为一些项目的核心，我们觉得一路变好。我们为政府提建议，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就用经济手段解决，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们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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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凉结局，连买药的钱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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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环保、为社会做出了如此贡献的刘晓光，人生最后一段时光，却充满了悲凉，甚至在病重时连药都买不起，令人唏嘘不已。
刘晓光的好友，同为房产大亨的潘石屹，曾经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写到了他人生最后的这段经历：
“又过了许多年，晓光担任首创集团董事长。我们都成了开发商，但交往并不多。
到了2006年，北京市全市上下都在备战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回收了大鸟巢边上一块土地。这个项目叫摩根中心，现在叫盘古大观。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要公开“招拍挂”，我们与首创公司都参加了，参加的还有华远公司。首创出价17亿元，我们出价15亿元，华远出价13亿元。我们与首创都是一次性付款，华远的13亿元是分期付款。现场唱完标后，我们就认输了！
过了几个月，刘晓光突然又被请了进去。社会上纷纷传言，我和任志强也被请了进去，传的有鼻子有眼。三个竞争对手，本来同行是冤家，莫名其妙被视为一伙的了。我忙让任总出面辟谣。任志强让我出面，去博客上写文章辟谣。他的理由是我的粉丝比他的粉丝多。于是，我就写文章辟谣了。
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一天，一位领导说，让我配合中纪委调查，把当时招标前后的情况做笔录。我说，刘晓光被请进去的理由就是“配合调查”。他说，你担心的话，就来我办公室做笔录吧，实事求是的把过程说一遍，你就回去了。于是，我做了中纪委唯一一次笔录，证明我们几家的行为都是合法的。
三个月后，刘晓光被放回家了，但那位副市长再也没有出来。晓光出来后，任志强说，今天晓光出来了，我们一起吃顿饭，给他压压惊。饭桌上，我问晓光在里面多长时间。晓光在桌子下面伸出三个指头。我说，是三个月吗？晓光点点头。我发现他气色很不好，手抖的厉害。
从此，晓光就病了。病的一天比一天重。这是不是在里面落下的病根儿，我不知道。平时不吃药时，晓光的手、脚和头都有些失控的抖动。他就用了一些日本的新药来治病。按规定，这些药费不能报销。晓光又没有钱，我们几个朋友每人出了同样的钱，为晓光凑足了药费。我们公司一位同事说，当了这么多年房地产商，自己竟然连药费都没有？我说：“是真的，他工作的房地产公司是国营全资的，晓光一直清白、廉洁。否则，被请进去好几次，早就出不来了。”
两个月前，晓光参加一活动，要上台做演讲。他为了防止手、脚抖动，多吃了几片药，于是药物中毒昏迷了。
一个月前，我去医院看望他。医生说，先在外面等一会，我们先收拾一下。等医生收拾好了之后，我换上消过毒的衣服进去。
看到晓光后，我心里一震。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怎么都这样了呢？身上全是管子，他吃力地喘着粗气，在挣扎着。我问医生，他现在似乎醒了。医生却告诉我，没有。
我安慰了一番晓光夫人和女儿，她们都很坚强。
从医院出来，晓光挣扎着喘气的样子，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悠。他如同一困兽，也如同卡在小笼子中的大鸟。刚刚知道了他走了的消息，我觉得晓光这只大鸟终于冲破了小笼子，他飞走了，让我们为他送行，让他飞的更高更远。善良、高贵的灵魂一定会飞的更高更远。”
在阿拉善SEE协会的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经济取得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一些对自然不友好的思想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我们日渐毁坏了与我们唇齿相依的自然环境……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我们不能从我们手中将一个经济恶性循环、生态环境破败的中国交给下一代。”
随着刘晓光的去世，不知道中国还有多少企业家有这样的情怀？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