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记者还要继续追问，他释放了一贯的原则，“今天就到这里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市场，即使央行官员表态也会引起市场反响，所以，央行官员面对媒体随时要扮演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而在学术讨论时，易纲又总是展现他学者的风范。讨论遇到焦点问题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易纲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2015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演了一场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激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观点鲜明，担忧我国放缓了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成了“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加快”到“稳步”，一词之差，政策基调大变。
本来不是发言嘉宾、全程在观众席上聆听的易纲在所有嘉宾发言结束后，在台下发言，指出“加快”是“推进”，而“稳步”是“实现”，回应了对改革放缓的质疑，寥寥数言扭转了整场讨论的结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留美多年、并成为同批留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易纲，在国际舞台上也游刃有余，其智者风范为境外媒体所熟悉。
2016年4月，易纲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交锋。当时，市场刚刚经历了2015年8月11日新汇改带来的波动，中国央行面临着“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的监管抉择，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不绝如缕。
伯南克等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难以突破“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稳定的汇率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的限制，陷入了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两难选择。
易纲非但没有回避这一质疑，反而把话题拉回到“三元悖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元悖论”在实际上可以灵活运用，中国不必必须放弃其中“一元”，央行可以在“三元”的三个目标上各取一部分，实现最优结合。
他解释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中国资本账户也基本上是自由流动的，只是在非正常情况下采取一定管理。而人民币汇率在近年来也不再是固定汇率。
获得成绩时，易纲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2015年11月30日，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人民币终于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次日，时任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说，加入SDR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肯定，心情是喜悦、平静。
坚定推进汇率市场化
和前任周小川一样，易纲也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
易纲任职央行副行长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变革。中国汇改从1994年结束“双轨制”开始，到2005年参考一篮子货币，进展比较缓慢。与西方当时主流的改革路径不同，易纲始终强调，汇率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他看来，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而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好的选择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9年7月，易纲接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时正是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际，美国将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的原因归咎中国，并再次将矛头指向人民币被低估问题。但如果人民币升值将进一步打击已经受危机重创的出口，还会放任外汇投机活动。而与此同时，各国纷纷出手干预外汇市场，全球“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下，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改革重新启动。中国结束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民币的弹性，即实现“双向波动”，人民币的价格逐步由市场需求来决定。
2010年10月8日，易纲在华盛顿参加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前夕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许多国家货币兑美元都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