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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移动互联网而来的创业浪潮让80后成为最受瞩目的群体，与那些还在寻找投资或转瞬即逝的90后相比，他们已然在前辈企业家们所霸占的商业世界中站稳脚跟。身处崛起的这代人中间，张一鸣显得有些另类。由他创造的今日头条以新物种的姿态，引发有关媒体变革最为集中且激烈的碰撞，而他本人却在同龄的创业者里低调得不像话。理工科出身的张一鸣更喜欢把注意力放在产品和技术上，而外界已经在把今日头条、美团和滴滴打车并称为一股新的商业力量（TMD），并预测他们会成为中国未来的BAT。张一鸣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商业格局和利益关系之下，这是他不擅长却又必须应对的场面。为此，张一鸣不得不加速适应改变。
转变
张一鸣远不及他的产品来得出名，这不完全因为他向来低调，更大程度上还是今日头条自身的膨胀太过迅猛。产品刚刚上线时，这不过是一个十几人的技术团队。他们先是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拓展了1.2亿用户，紧接着又用一年让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时下，今日头条正在为累计超过5亿人提供移动端资讯，每天使用今日头条的用户超过7500万。
虽然越来越多的在公开场合露面，张一鸣骨子里依然是个执着于代码的程序员，用最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不喜欢被人关注的感觉。”他很直接，“但如果这对公司和产品有帮助，我愿意去尝试。”他的语速飞快，语调里不带任何起伏，只有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时才露出一丝羞赧：“还是有点儿不习惯，有人在旁边跟我说话会好很多。”
张一鸣正在逐渐适应这种转变。他回忆起2012年刚创业的时候，十几个人在一间公寓里埋头写代码，不需要什么分工，每个人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到了2013年下半年，团队扩大到150人，张一鸣猛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暇去理会代码了。坐在决策者的位置上，产品、战略、管理，更多事务挤占了他的时间和精力。再后来，很多事情他只来得及提出一个想法，甚至顾不上细化。“这种不能把一件事情做完的状态我很不喜欢，甚至有些抵触，我宁愿去改代码。”张一鸣的语气里有些无奈。变化往往伴随着新的决策，对此，张一鸣有他自己的一套判别依据——兴趣。“最早负责技术，我只用一心想着对自己的技术领域进行完善，但后来我发现对产品也感兴趣。为了让产品更好，我就要把原来用在技术上的时间分一部分到产品上。等到做产品的时候，公司增长不够快也会带来困扰，所以我又从产品中分出精力到管理上。”
张一鸣三言两语地说完了他过往十年由职业变动带来的角色转化，看似被动，却又合乎内心渴望。这期间也犹豫过，好在他总是擅长做出选择。“你把看重的事情挑出来，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看它三年、五年、十年之后还是不是你想要的，就比较容易判断了。”
理性让张一鸣的转变更加贴近本能。“当我后来发现，有关产品的大部分事情都没办法亲自从想法变为实现，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管理。”张一鸣现下更关心如何带动整个团队更有效地达成目标。
掌控
在公司员工中，工程师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他们组成了今日头条最核心的运转体系。这里没有采编人员，也不生产内容，算法是今日头条判别新闻的唯一依据，也是它与传统媒体的本质区别。张一鸣把算法看成一个生命体。他说：“你要调教它，驯养它，它就会自我演化。”
张一鸣和工程师们试图让这套算法越来越懂人心。打开今日头条，列表中的每一条新闻都会给读者提供一个决策机会，选择“不感兴趣”系统会自动减少推荐此类内容。他们搭建的算法模型会记住你每一次点击阅读和忽视不理的信息判断，你的决策越准确，今日头条对你的喜好就越了解。
算法提供决策的原理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张一鸣自己的人生轨迹，他像驯化算法一样，不断在“喜欢”和“不感兴趣”两个选项中修正自己，直到每做一项决策都是合乎理性的最优选择。
1983年，张一鸣出生在福建龙岩，父母创造的优渥家境给他提供了宽松的成长环境，让他从小在很多事情上都自己做决定。他自认比较乖，从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只是比同龄人早熟一些而已。对于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规划人生，张一鸣已经印象模糊了。但他清楚记得，自己在高二就想好了要去读南开大学。
高考之后，张一鸣填志愿只用了五分钟，目的地是天津。他的标准很清晰：一所综合性大学、要靠海、不能离家近、最好冬天会下雪。眼见着天津和他想象中的沿海城市并不一样，张一鸣只能认栽：“标准是有，但不一定是对的。”
张一鸣不甘于做常规、重复事情的性格也在大学时期开始显现。起初他被调剂到微电子专业，读了两年他觉得这个领域的想法和行动结果之间相差太远，“在面包板上插半天就为了做一个正弦波发生器，有这个时间一顿晚饭都做出来了。”他强调“所见即所得”，喜欢付出之后能够迅速见效的事物，而计算机是最快的，于是转专业到软件工程。
在大学室友梁汝波印象中，张一鸣不是成绩最拔尖的，但对自己要求很高，渴望优秀。“他不打牌、不玩游戏、不看碟，还给自己起了个封号叫‘道德状元郎’。”这样的大学生活让张一鸣有些许不合群，却让他成为同学之中最靠谱的一个。所有人遇到不熟悉的事情都习惯性地来问他，知识面广是大家对他的普遍评价。梁汝波还记得，当大部分人还在用电脑聊天、打游戏的时候，张一鸣已经在熟练使用搜索引擎获取信息。
张一鸣的大学时代在写代码和看书中度过，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毫无乐趣。出于某种对未知体验的好奇，他在5月份走进电影院看了场《万物生长》。电影里的主人公喝酒、玩牌、打架、恋爱。看在张一鸣眼里只觉得“他们怎么过得这么混沌 ，完全不知道在干嘛”。末了，他又补充一句：“我没有批判他们的意思，只是我自己不会这么做。”
这一切并非用简单的“上进心”三个字就能表述完整，张一鸣更像是带着强烈的目标导向，将所有行为精确掌握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这一套行事逻辑最先感染了梁汝波，大二快结束时，张一鸣的电脑主机在宿舍被盗，梁汝波去买了一部，和剩下的显示器凑在一起俩人共享，这是他们共同拥有的第一份资产。之后梁汝波加入九九房，成为张一鸣最早独立创业时的合作伙伴。而现在，他是今日头条的研发负责人。
张一鸣的情绪管理也像他的决策一样精准。至少在梁汝波的记忆中，这十几年没见过张一鸣发脾气。即便是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在工作中有意见不合，俩人也是通过逻辑分析来解决问题。“发脾气意味着你受情绪控制，这太感性了。”梁汝波说，“在理工男的思维方式里，要让自己保持绝对理性。”
调试
作为一位理工科背景浓厚的CEO，很多时候，张一鸣的行事方式就像一台计算能力极强的电脑CPU。他曾经在探索自身效率和时间管理方面反复试验，最终得出结论：“最好的状态是在轻度喜悦和轻度沮丧之间，同时有充足睡眠。”为此，张一鸣每天保证自己睡7个小时，这也是他调试之后的最佳状态。
即便在谈恋爱这件事上，张一鸣也找到一套理论来保证自己在不浪费时间的基础上，获得最佳的解决方案。“世界上可能有两万个人适合你，但你只要找到那两万分之一就好了。”张一鸣对此深信不疑，而结论是他在大学时候的初恋，如今成了他太太。
大学毕业找工作之前，张一鸣又一次为今后的职业道路拟定条件：稳定不重要，户口不重要，公司规模和名气不重要；希望从事技术方面，最好是信息组织相关的工作。他把这些条件按优先级排序，最终目标指向科技类创业公司。
2005年从南开毕业后，张一鸣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天津的一家科技公司，他在那里只干了三个月就被一位师兄拉到北京创业，窝在回龙观的居民楼里开发面向企业的协同办公系统。那时候他和梁汝波保持着每周见一次的频率，“大概过了半年，他跑来告诉我这个项目不靠谱，有另外一个网站不错。”梁汝波回忆说：“又过了一周，他就已经去这个网站上班了。”
梁汝波所说的网站是在此后两年大火紧接着又迅速瓦解的酷讯。当时垂直搜索在国内刚起步，酷讯所做的是为用户提供及时、准确的房产、旅游和招聘信息。张一鸣成为这家公司第一位技术人员，工号003。而在酷讯之后，为了体验大公司的管理模式，张一鸣曾短暂地在微软工作半年。那段时间在他看来，实在太无聊：“大公司的速度极慢，每天只需工作三、四个小时，我唯一做的是看了好多书。”
2008年起，张一鸣接受福建龙岩老乡王兴的邀请到海内网和饭否工作，担任技术合伙人。此时信息组织分发在张一鸣的脑海里已经初具成形，在与王兴共事的过程中，他意识到通过结构重组所带来的另一种信息流通方式。无奈一年之后，饭否因为外部因素被迫关闭。
之后了一个月，酷讯的投资人、海纳亚洲合伙人王琼找到张一鸣。那时酷讯已经专做旅游，创始人陈华和吴世春也已离职。王琼打算把原来的房产频道剥离出来，重新成立公司，邀请张一鸣出任CEO，这就是后来的九九房。
或许在旁人眼里，张一鸣这些年的工作变动显得频繁而跳跃。但他本人反倒坦然：“你看我始终没有切换过行业，也没有切换过工作状态，无非是在这个项目或者那个项目上。”这也是王琼看好张一鸣的原因之一，“他并不是看好一个市场而进入，而是脑子里一直在想同一件事。”
经历了六年时间的四次创业，张一鸣将全部积累一朝倾注。2012年3月，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然而今日头条并不是他们推出的第一个产品，最初三个月，这家公司上线了“内涵段子”、“搞笑囧图”、“内涵漫画”等多款应用。
虽然张一鸣对信息分发和兴趣推荐的产品逻辑已经考虑清楚，但在移动应用领域，这个团队还是新手。在这一点上，张一鸣足够清醒和克制。他需要借助图片、短文本这些更容易被人接受、竞争门槛也相对较低的内容试水，在今日头条上线之前，把算法调试到最佳状态。“其实针对图片的分类、消重要比文字复杂得多。”梁汝波说。换言之，这是一项更繁琐和难以实现的工作，不过张一鸣对技术很自信。
面对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张一鸣不会克制野心，因为他自信可以掌控局面。在这一点上，他和王兴很像。虽然工作繁忙，但张一鸣和王兴基本每个月都会见面，讨论一些新产品和行业趋势。持续而迅速的学习能力是他们给予对方的评价，而读书是这两人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王兴经常跟人提起他的三个Kindle，张一鸣闻言打趣道：“我有五个。”
张一鸣曾反复说起自己是个“重度信息获取者”，上中学时连报纸中缝都看，如今看来他显然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电子阅读上。当有人在信息时代怀念起纸质出版物时，张一鸣的反应简单而直白，选择电子书无关情怀，完全出于实用。张一鸣自认是个实用主义者，因此也不认同被人叫做极客。“极客更专注技术，可能花费很大力气带来一点点改变就很满足，但我更关注现实意义。”
在张一鸣的逻辑里，技术更像是一个工具和杠杆，他关心的是能撬动多大的世界，带来多大的影响。
变数
今日头条上线的最初两年堪称平稳，算法体系在张一鸣的计划下有条不紊地运行、完善，产品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原本由四大门户网站的新闻客户端牢牢占据的移动资讯市场，就这样被毫无内容基因、全凭运算能力的今日头条撕开一道缝。
2014年6月，《新京报》发表社论，称不创造内容的今日头条“带来了版权保护的恶化”。一些在过去十几年里被诟病版权问题的门户网站也开始起诉今日头条。
张一鸣的第一反应是委屈和不理解。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回忆说：“他觉得自己在给媒体带流量，又没从中赚什么钱，这明明是件好事。如果你们觉得有问题，可以一起谈谈想办法解决。”
但在公司内部人眼里，张一鸣依旧保持着冷静和理性。梁汝波记得，张一鸣很快就把这视为第一优先级的工作。当时公司的很多部门的同事都被临时“转岗”去做媒体合作，围绕版权事件与传统媒体沟通，每天与各个部门的高管至少碰三次，更新事态的进展。
事后，张一鸣也开始反思，觉得自己之前与外界沟通太少。那段时间，他每天凌晨一点多回家，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受采访、拜访各方代表。这次事件被张一鸣视作从一家低调公司到面向公众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今日头条开始有了对接媒体的成熟公关体系。而对于凡是都习惯掌控的张一鸣而言，到此也终于承认，不是所有事情都会按照期望和设想发生。
魄力
张一鸣对自己的评价是，“长期自信，短期保守”。他最推崇的创业者是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认为他年纪轻轻做事却很有魄力。按照张一鸣的理解，所谓魄力是能主动做出一些非惯性选择，而他自己也在朝这个方向做出尝试。比如他曾在微博里发出了百万美金年薪招聘顶级机器学习人才的广告。
张一鸣的“长期自信”源于他喜欢在更长的时间跨度里看问题，这能够让他从宏观角度把控方向。他曾透露，有意将今日头条拓展到海外。彼时他刚刚从美国回来，在硅谷拜访了一众互联网创业公司。然而大半年过去，张一鸣的海外计划照比预期慢了许多，他把症结归于团队人手不够，放在短期就变成了对人才的极度渴求。
“现在人才变成了主要困扰。”在关于产品的清单列表里，张一鸣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却没有足够的人来实施。这让他有些懊恼，甚至开始反思这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或许我应该把想法表达得更充分、更及时，然后把激励机制设计得更好一些。”就在去年，团队里一个核心员工离开今日头条去了师兄的初创公司。张一鸣也知道这更多是一个人出于情感关系做的选择，但仍然为此唏嘘。这种不在控制之下发生的改变，会让张一鸣感到沮丧。
张一鸣从前很相信控制，尤其是在管理方面。他坦言自己早期担任九九房CEO的时候有管理洁癖，“我希望每件事都能精确发生，所以在管理上抓得很细。”但他后来发现，方向其实比管理更重要，有些公司虽然管理很差，但依然活得很好。所以到了今日头条，他彻底换了一种管理方法。
张一鸣坚持不在公司内部做绩效评估，并且反感用表格。这似乎有悖于他一贯的理性决策，但事实上也是这种理性让他明白，所有量化指标都不可能被完全准确地设计出来，人为地设定一些条条框框其实是一种过度假设，自欺欺人。对待数据，张一鸣的态度是“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目标”，他如今更关心宏观层面的产品路线以及如何做出正确决策。
张一鸣不喜欢聊估值，也不看重他的公司会通过何种方式盈利，你似乎很难从他身上找到其他创业者对金钱的那种渴求，只是单纯地想如何把产品做得更好。
张一鸣给现在的今日头条打30分。对待产品，他依旧保守：“我们也在不断地改进，让算法更聪明，更了解用户，或许在今年年底它会让我满意一些。”相比之下，他对公司三、五年之后的场景想象更为激进。张一鸣希望这种兴趣推荐的算法引擎能够覆盖更多的信息和场景，不仅仅局限在新闻内容或者商品上，“比如应用到菜单或者婚恋市场。当然它的前提是要具备用户数据、平台能力和展现通道，希望有这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