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观察界7月9日讯(记者 王彦红)
民营企业的“万企帮万村”行动截至目前已经动员了2.65万个企业帮扶了2.1万个贫困村,投入460亿元,帮扶了380万贫困人口,这是一个重点工作。
中国的扶贫事业进入到了最后的攻坚战,而这场战役最后一个难啃的堡垒就是深度贫困区的扶贫。如果这块“硬骨头”能啃下来,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将迎刃而解。
深度贫困区这个概念,从国家层面主要被定位在“三区”和“三州”,人群也是三类。“三区”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国务院曾专门发文并出台相关政策,国家发改委也对“三州”进行了规划。三类人群是指面上的三个贫困群体,主要包括因病致贫人群,特别是重病和慢性病群体、因灾和市场行情变化以后返贫的人员、贫困老人。“现在脱贫攻坚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不到四年,如果不抓紧早一点把深度贫困地区这个难题攻下来,到2020年就难以如期实现。”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在7月5日举办的国新办“互联网+”社会扶贫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轮国家脱贫攻坚战存在几个“前所未有”:力度前所未有,全国、全世界对中国扶贫攻坚的关注度前所未有;老百姓的受益程度前所未有。他认为,类似被媒体追踪报道的四川凉山悬崖村,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高山峡谷地带比比皆是,需要下更大决心来解决。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秘书长、国家10.17扶贫基金主任蒋任重告诉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扶贫工作已持续几十年,一轮轮脱贫后,最后剩下的4000多万人口越来越难以解决。因为经济相对较好的区域,随着发展已经脱贫了,现在只剩下生态、地理、交通等条件较为恶劣,经济基础差的地区脱贫更难,所以叫做攻坚战。深度贫困区,指的就是需要脱贫攻坚的区域,这些区域常规的方法已经解决不了,所以现在提出精准扶贫。“此前的扶贫都是成片的,不合理的。现在剩下的贫困户必须明确到每一户家庭的情况,资金、项目的情况要落实到个人头上。深度贫困区不仅指贫困程度深,还应该是扶贫工作的精度深。”
可喜的是,中国扶贫展现出良好的政府、企业联动特点。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该单位已经动员了民营企业26500多家,对全国21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进行了工作对接。万达集团新闻发言人、高级总裁助理兼企业文化中心总经理刘明胜对经济观察报说,万达与贵州丹寨县签订结对帮扶协议,历时3年,总投入15亿元的万达丹寨三大扶贫项目已经全部落地运营,计划三年内帮助5万贫困人口脱贫。恒大集团扶贫办一位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恒大集团从2015年12月1日开始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计划三年无偿投入30亿元,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等综合措施,到2018年底实现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贫攻坚战洪天云提到的凉山悬崖村,是位于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支尔莫乡的阿土勒尔村,去年5月份因媒体的报道开始为外界所知。这个村处于美姑河大峡谷断坎岩肩斜台地,海拔1400多米,村里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藤梯,其中接近村庄的几乎垂直的两条相连的藤梯长度约100米,这个充满危险的崖路上已有多人摔死摔伤。而该村仅是受到关注的一个村落,中西部山区这样的村子还有很多。“越到最后,脱贫难度越大。”洪天云说,“我们最困难的人群、最困难的贫困人口就集中在这些(中西部山区)区域。”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中国年收入23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2010年物价指数),到2014年底是7017万。十八大以来,每年减贫1000多万人口,到2016年底还有4335万。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秘书长蒋任重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剩下的4335万贫困人口因为地理、经济等原因,脱贫较为困难,所以应该有针对性地统计每个贫困户甚至是每个贫困村民的信息,精准扶持脱贫。国务院扶贫办针对精准对接做的工作之一是,扶贫办创办了社会扶贫网络平台——中国社会扶贫网,在中国6省(区、市)共11个地级市进行试点和拓展过程,目前共注册爱心用户10万个,贫困户连接上4万个,驻村干部管理员超过1万人。贫困户共发布需求5万件,对接成功1万件,对接成功率20%。
中国的扶贫事业可能还面临着少数“毒瘤”的侵蚀。2017年1月至3月,国家审计署组织相关特派办与地方审计机关,重点对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8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进行了审计。审计发现,有105个县的11.34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信息不准确或未及时更新,有的已置办高档轿车、商品房等未及时退出,个别村干部在建档立卡中优亲厚友,通过分户拆户等方式将不符合条件的亲属纳入建档立卡对象,以此享受帮扶政策。
根据国家审计署6月23日的公告,扶贫资金在地方具体使用中尚需进一步精准聚焦,个别地方存在扶贫举措不实等问题。如教育、健康等精准扶贫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由于统筹整合使用不到位等原因,84个县形成闲置资金19.54亿元,有6.23亿元已闲置2年以上未能盘活统筹使用。
另外,审计署发现,抽查地区中,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要求未能有效落实,日常监管不到位,发生骗取套取、违规使用、借机牟利等问题3.81亿元;扶贫项目实施中因脱离实际等未实现预期效果,涉及资金3.3亿元。
事实上,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一直被列为严查的重点。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7月3日在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曾表示,要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截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雁过拔毛、强占掠夺问题,对胆敢向扶贫资金财物“动奶酪”的严惩不贷。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万多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万多人。
民企注资460亿元在这场攻坚战中,民营企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司长曲天军在前述发布会上说,民营企业的“万企帮万村”行动截至目前已经动员了2.65万个企业帮扶了2.1万个贫困村,投入460亿元,帮扶了380万贫困人口,这是一个重点工作。这方面的代表,一是万达集团,与贵州丹寨县签订结对帮扶协议,投入14亿,计划三年内帮助5万贫困人口脱贫。帮扶项目今年7月3号全部投入运行。二是恒大集团,投入30亿帮扶贵州大方县,今年又决定投入80亿帮扶贵州毕节市所有的贫困县。
蒋任重说,中国的扶贫分为两大块。其中一块是政府扶贫,由国务院扶贫办牵头制定政策,财政拨付资金,纳入到政府的工作考核体系中。另一块是社会扶贫,扶贫办专门设有社会扶贫司,以政府的名义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作为国务院主管单位,主要任务就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而社会扶贫的力量主要是企业,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国有企业被归入政府扶贫中,每个央企都有自己的扶贫办公室,对口支援某个贫困县。”蒋任重说,民营企业的扶贫这一块,由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全国工商联,还有各省的扶贫办等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共同联系动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目前已有1000多家会员企业。
民营企业帮扶贫困地区的模式,以及模式的持续性,是扶贫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刘明胜对经济观察报说,万达选择了贵州丹寨县,通过包县的形式扶贫。包县扶贫是在万达多年成功包乡扶贫经验基础上的一次扶贫创新,可以结合企业优势,通过产业扶贫带动全县经济转型。经过深入调研,决策团队最后确定长、中、短期相结合的教育、旅游产业、扶贫基金三结合的扶贫模式。
据刘明胜了解,民营企业扶贫的模式,主要是根据企业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方式,集中在产业发展、教育、养老、帮助村民搬迁移民等。民营企业更多的是结合当地的产业特点,帮助当地农民做产业扶贫。刘明胜透露,未来万达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即承包四川广元市的7个区县进行扶贫。这个计划将在2017年年底之前对外宣布,投入资金比丹寨要高。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秘书长蒋任重告诉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民营企业为扶贫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大公司,根据自身的产业特点,来对接贫困地区,可以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事实上,企业最好的模式就是结合自身的产业或资金优势来做,比如万达是旅游产业,阿里是电商,恒大因为实力雄厚扶持中药材等产业。
恒大集团扶贫办一位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恒大集团从2015年12月1日开始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计划三年无偿投入30亿元,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等综合措施,到2018年底实现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为帮扶毕节市,公司计划再无偿投入80亿元,加上帮扶大方县的30亿元,共计无偿投入110亿元的扶贫资金。
“扶贫攻坚的核心在于产业支撑,通过发展蔬菜、肉牛、中药材和经果林等特色产业,为每个贫困户配备至少两个产业项目,并引进上下游龙头企业,帮助贫困人口就地脱贫。”这位负责人介绍,扶贫的另一个重点是易地搬迁,恒大针对住在深山老林里道路、水电不通,房屋不能遮风挡雨的贫困群体,实施易地搬迁进入新建的新农村,同时配备了家私家电等基本生活用品,同时每户配建蔬菜大棚、肉牛养殖、乡村旅游等作为“第二产业”。上述负责人说,恒大从全集团系统选拔组成2108人的扶贫团队,派驻到当地,直到2020年脱贫为止。
六年前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扶贫要求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彼时,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新标准的出台,使得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到了1.28亿人。这个数字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
如今的中国,贫困人口已减少至4335万。按照洪天云的说法,越到最后,脱贫难度越大。因此,这场脱贫攻坚战似乎更具挑战性,但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力度、最受寄托的一次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