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央行的法定职责是金融调控、公共服务和金融监管。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职能应该由两个独立机构分别负责还是由一个机构统一负责并未定论。2012年以前,英国的金融监管是金融稳定局(FSA),但此后金融稳定局被解散,监管职能转移到英格兰银行。日本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金融监管职能本来由“大藏省”行使。1998年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分离、转移到新成立的直属于总理府的“金融监督厅”。美国长期实行分业管理,美联储一直具有对银行也进行监管的权力与义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对银行业的监管职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中国现在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效果如何只能等待时间的回答。我的直觉是“分” 还是“合”不是问题的关键,这里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同时,机构负责人的素质也有极大作用。制度设计的缺陷可以由领导人的能力来弥补。反之,领导人不行,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没有用处。
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是一种世界潮流,但我对央行宏观审慎管理的概念始终感到难以理解。首先,审慎管理按性质只能是一种微观管理。例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确定同宏观经济形势应该如何挂钩呢?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是提高资本充足率还是降低资本充足率呢?提高则必然恶化宏观经济形势,降低则可能有违进行审慎管理的初衷。其次,宏观审慎管理还有越俎代庖之嫌。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应该给予企业在危机时刻充分的自由量裁空间,宏观政策不应微观化。第三,进行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使用不便,相关参数调整频度有限,难于及时反映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如使用不当,不但不能熨平周期性波动,反而会加大周期性波动。
我借此机会再次强调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国情与西方国际有很大不同,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该尽可能予以保证。央行在制定政策时不应受到很多很多的制约,因为它需要迅速做出反应,而且央行技术性是非常强的,必须是由专业人士做出判断。具体的货币政策应该由央行自己来决定。央行是非常特殊的机构,我认为央行的独立性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应该给央行充分授权,同时要求央行对自己的决策承担对应的责任。
捍卫多边协商机制,不惧中美贸易战
第一财经:美国政府准备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对钢铁和铝进口施加高关税。您认为这一政策将如何影响美国经济?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以及汇率变动?
余永定:在过去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危机,美国历届政府时不时就会发出某种威胁,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前,美国动不动就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以每次大家都觉得这个危机就要来了,贸易战就要发生了,但是到最后关头,通过双方的努力都化解了。所以说要想打贸易战,对于美国来讲也是需要下决心的,因为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说反对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声音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来自于美国,而且美国内部的反对之声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现在还很难判断,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一方面相信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像我们国家领导人讲的,我们要建立世界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利益是相互一致的,虽然有矛盾,但是总体上是一致的,我好你也能好,你好我也能好,只不过是谁好的多一点,谁好的少一点的问题,那么我们是可以谈判的。
特朗普搞边缘政策,中国不能屈服。但从中国角度来讲,我们也是有些事情可以做的,比如我们的企业改革,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尽可能的和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要一致。我们一些外贸政策,在过去,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所谓的建立“创汇经济”的口号,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手段来鼓励企业出口,出口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要积累外汇储备,所以叫“创汇经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需要对这些政策做一些检查,这些政策里有没有并不符合WTO规则的?如果有,我们是可以改掉的,这个不仅对外国、我们的贸易对象国有好处,对我们自己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