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新一轮中国金融开放的序幕已经拉开。
“一行两会”近期密集发力，诸多促进金融机构对外开放的措施已经有条不紊迈开脚步，一批外资金融机构已经在路上。例如，4月27日厦门金美信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正式获得银保监会批准筹建，这是首家获批的两岸合资消费金融公司；5月2日，银保监会发出关于筹建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批复通知。从金融监管看，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先后下发监管文件。
“无数例子已经证明，合理有序地推进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繁荣和发展，反之则会带来危机和萧条。”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5月19日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
不过，如何在这一轮金融开放中把握先机，防范金融风险，仍然是重中之重。一方面，金融开放需要有效发挥“鲶鱼效应”，促使境内外金融机构形成良性竞争；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转型和防范金融风险两大核心命题下，练好内功显得尤为关键。
加速市场国际化的必然之举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成就不难发现，中国目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金融市场规模也排在世界第三位，但是金融的国际化水平、监管水平、业务产品均还跟不上。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指出，这与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经济需求不符，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中产阶层增加、财富增加、人口老龄化等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不符，因此要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市场国际化是必然趋势。
数据显示，中国资本市场占全球比重已从零上升至今天的11.3%，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三大债券市场，上市公司市值占GDP的比例从45%提升至65%，中国的保险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前景也十分广阔。
但比较而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程度依然较低。比如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占比从2007年的2.32%下降至1.26%，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股票市场股份占比仅为1.15%，在中国债券市场仅占2.44%，外资在保险业占比最高，但也仅为6.1%。
“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严重落后。”朱民表示，“因此，开放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国际化的中国金融市场。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做的。”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此前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宣布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新举措，正是金融业实现自身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金融业开放需要新的改革，一是市场准入；二是金融业务全面放宽；三是信用清算、评级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业开放，增强市场透明度和竞争的公平性。在此基础上，资本市场以“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举措进一步保驾护航。
“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求中国的金融业走出去，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会产生‘鲶鱼效应’，将使国内金融业更具国际竞争力，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从而给全球补充流动性。”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指出，加速金融开放不会有“狼来了”，目前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全面领先全球，在防风险和监管标准上更是执行最高要求。例如，中国银行业在全球率先全面实施了《巴塞尔协议Ⅲ》，而美国、欧盟都没有完全实施。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祁斌认为，推动金融开放的政策需要真心实意地落地，希望世界上先进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并取得成功。首先，如果这些外资金融机构成功了，中国就有更强大的金融体系、更强大的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崛起；其次，有真正优秀的竞争者，中国金融机构才会成功。
不过，金融业对外开放要注重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称， 第一，标准的一致性是市场主体和市场本身变革的基本趋势；第二，行为监管工具箱的创新是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方略。在这样的趋势下，陆磊认为，中国依然存在亟需加强的短板。他举例说，比如人民币的储备功能建设，在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跨境使用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据IMF统计，2017年官方储备中人民币储备规模为1128亿美元，占比为1.23%，还远不足以肩负稳定全球货币市场的功能。
有效平衡开放与风险的关系
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指出，引入的外资机构必须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充足的资本实力，双方监管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