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3月18日10时，河北张家口西河营镇的红旗小学小卖部内，孩子们在争相购买一款辣条，其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印得模糊不清，包装也粗糙劣质，有些零食甚至没有任何产品信息。
“辣条”，如今成了课间饭后流行于农村儿童间零食的代名词。以辣条为代表，单价在五毛到1元的各类膨化食品、糖果被媒体称为“五毛零食”，而酷爱吃辣条的消费者被称为“辣条群体”。目前“五毛零食”正在包围着农村校园，侵扰着成长中的农村儿童。
目前我国农村儿童有1.4亿人，留守儿童有902万人，一包包“五毛零食”在他们中流行，除了暴露出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真空地带外，更折射出农村地区在食育知识和意识上的普遍缺乏。
“五毛零食”包围农村儿童
“满客家”“宴遇”“酸π”……《工人日报》记者在红旗小学这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卖部柜台上看到堆放约几十种花花绿绿的小零食。不到1分钟这里已挤满了孩子。“每天都吃很多辣条没感觉到影响健康，一想到那个味道，我口水都流出来了。”一个三年级的学生边买辣条边跟记者说。
“这个牌子的辣条卖得很好，孩子们很喜欢吃。”据店主介绍，一款定价1元的大包辣条十分畅销，每天可卖出20多包。但就是这种“畅销”食品，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却印得模糊不清，无法识别。除了包装不合格，有些散装棒棒糖上没有任何产品信息。
记者走访镇上其他学校和居民小区附近的十多家小卖部发现，其所卖多是这类生产信息不全、包装不合格的辣条、香干、卤蛋、糖果、膨化食品。
一家小卖部店主告诉记者，一元以内的糖卖得最好。“小孩子没钱，家里给的零花钱平均每天也就一两元。”红旗小学的一名陈姓老师介绍说，“当地平均工资水平在3000元左右，家长花在孩子身上的零花钱水平不会太高。”
“五毛食品”入侵农村地区，其实早已有人关注。
从2013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彭亚拉团队历时3年调查了江西、河南、河北、四川、山西以及北京周边的12所农村学校和2所流动儿童学校发现，与大多数城市孩子相比，在吃什么才健康的问题上，我国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面临着严峻形势。
调查团队发现，农村学校周边出售的许多小零食，生产厂家地址、电话等信息虚假比例达30%。这些劣质零食正在农村地区儿童间流行，占据了他们食物摄入的很大比例。在被调查的孩子中，经常吃零食的占73%，有些孩子甚至一天能吃三四包辣条，还有不少孩子把零食当正餐。
“辣条群体”形成的多重因素
以张家口市为例，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农村，一些城乡结合部和集镇也不同程度存在上述现象。而从农村到城市，随着学校和居民聚居点附近大型连锁生活超市分布的逐渐密集，销售劣质食品的小卖部数量则出现下降趋势。
“我家孩子一般很少吃那些劣质零食。一是附近大超市没有卖，二是我们都在严格控制孩子吃零食的量。”在北京一家文化出版机构工作的周女士告诉记者，在饮食特别是孩子的零食方面，她很谨慎。
“五毛零食”为何能入侵农村，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消费者为何钟爱“辣条”？
记者采访发现，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监管缺位是其成为劣质食品泛滥之地的主因。“没人管，小卖部从成本考虑就进那些低价劣质的零食了。”陈老师说。
而长期从事农村研究的社会学者吕盼博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劣质零食在农村地区流行，除农村消费水平低、监管不够等因素外，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零食虽然只是单一的饮食差异，其背后却是基于经济能力差异的受教育水平差异、认知能力的差异。由于父辈或者隔代监护的祖辈受教育水平低，他们对食物营养与食品安全认知存在盲区。”
吕盼博的观点在农村家长身上得到印证。孩子在江西农村老家上小学的吕先生告诉记者，平时打工不在家，过年回家会带很多孩子爱吃的零食，“我也觉得辣条挺好吃的，孩子想吃就买，能有什么问题，但孩子不爱吃饭了还是挺头疼的。”
彭亚拉的调研也发现，贫困地区的经济条件改善了，但孩子的身体质量指数的合格率并不会提高。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在山西和湖南的调研发现，原以为经济条件好了以后，营养不良的孩子就变成了身体健康的孩子，实际情况却是变成了超重和肥胖的孩子。所以经济条件的改善不一定能够改善孩子的营养状况和健康状况，我们还需要教育。”
加强监管更要开展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