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2017 年 7 月 19 日下午，数百媒体聚集在北京建国路上的万达（专题阅读）索菲特酒店 7 楼，万达和融创价值 700 亿的签约仪式即将 4 点召开。但主会场的背景板上除了万达和融创，还印有富力地产的名字。
临近 4 点，工作人员宣布仪式推迟到 5 点，并且紧急将主会场的背景板换成了“万达商业·融创中国合作签约仪式”，拿掉了“富力”。又过了一会儿，王健林（专题阅读）和孙宏斌一起现身发布会现场，和随后到场的富力集团董事长李思廉一起进入小会议室。
到下午 5 点半，仪式正式开始，主会场背景板上又出现了富力的名字，孙宏斌、王健林、李思廉从左至右坐在台下正中间。
在这场被王健林称为三赢的仓促交易中，万达交出价值 637 亿元的酒店和文旅项目，分别由富力和融创接手。王健林说万达现金储备超过 1000 亿、负债大幅减少，“走上轻资产的品牌经营”。
万达轻资产的口号喊了两年，卖给富力的部分等于直接打了六折。SOHO 中国的潘石屹在 SOHO 招标会上调侃说以为自己看错了数字。交易结束不到 2 个月，孙宏斌自己在指责贾跃亭卖资产不够果断的时候说“你看人家老王”。
2017 年年初的时候，万达状况看上去还不错：王健林蝉联胡润富豪榜大中华区首富，公司继续海外投资、集团旗舰万达商业正在 A 股排队 IPO、他还直接叫板迪士尼乐园……
半年时间，万达先是把 84 家万达广场注册资本金从数亿元统一降到 5000 万元，总计回收约 400 亿元。之后经历国资行抛售股票债券、一天蒸发 40 亿，寻求出售澳大利亚20 亿澳元的地产项目。到本月 3 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均将万达下调成“垃圾”。
一年不到，让王健林当了 4 年中国首富的地产帝国就被颠覆了。
地产红利持续了 40 年，王健林一直比政策早迈一步
1980 年代末，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国家调整了设市标准和设县标准，人口管制政策也开始松动，城区面积迅速扩张、人口成倍增长，道路、住宅及各种管线旧设施亟待更新。
在实行激励措施鼓励购房、提高租金、提供住房按揭之后，到 1990 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两倍，达到了 17.8 平方米。中国出现了一个十多亿人的新市场。在此之前，各地住宅基本都统一规划、设计然后由单位免费分配。持续 30 多年的地产红利由此开始。
像那个年代富起来的很多人一样，王健林在地产红利到来时处在合适的位置：他在 1987 年退伍转业成为大连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后来又转到该区的地产开发公司西岗房屋工作。在那里，王健林拿到第一个项目——大连北京街旧城改造。该项目开发成本是每平方米 1200 元，而当时大连最贵的房子是每平方米 1100 元，有开发指标的国企觉得无利可图，不愿开发，政府就交给了“主动找上门”的王健林。
为了获得利润，王健林被逼得想到卖 1500 元一平米的办法。他们把当时大连新房常见的暗厅改成明厅，每户配洗手间，还安装铝合金窗、装防盗门。北京街小区房屋设计上的创新对上了人们日益提升的住房改善需求。
王健林说小区 1000 多套房子两个月全部卖完，而且均价达到 1600 元，创造了当时大连的房价纪录，西岗房屋也由此获得近 1000 万元利润。帮助公司扭亏为盈的王健林于 1989 年升任西岗房屋总经理——西岗房屋后来改制，成为大连万达。
大连万达的生意很快走出大连。王健林 1993 年前去广东发展。当时国家政策不允许企业到外地注册公司，用王健林后来去哈佛演讲时的说法，他找了广东一家地产公司“一年给它交 200 万，它为我们注册一个分公司，就把事情办成了”。
经济学家吴敬琏说 1990 年代初期寻租活动的重点是权力寻租，“所有人都知道权力有价，过期作废”。
那个年代从商、跟政府打交道，或多或少都存在寻租活动。王健林对此毫不回避，他 2012 年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说：“当时没有土地使用权制度，领导批个条，这个土地就给你了。”
由于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分税制改革，土地出让金被划为地方财政收入，土地各项权力被赋予各地方政府。随着商品房市场开启，投资和居住环境的改善，已建成的房地产价值升高，从而推升未开发的土地出让价格。地方政府作为土地财政的主导方，财政收入越高，官员仕途得到升迁的几率就越大。
王健林也发现了与政府合作、顺应政府意愿做事的方法。通过捐盖幼儿园、体育馆、大学以及贴补建教师公寓，万达还跟市政府形成良好的政商关系，从而拿到更好的地产开发地块。前万达副总裁尹海说政府关系在万达最初的发展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