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所谓“抢生”指的是孩子生育在政策调整之前。如果按照调整后的政策，孩子是合法出生；但按调整前的生育政策，这个孩子则被界定为“超生”。
现在法律改了，社会抚养费是不是还得征收？
3月23日，浙江高院再审两起“抢生”二孩案。法律人士称，案件的再审将对此类案件审理起到风向标的意义。
“抢生”两孩 夫妇被罚
两起案件的当事人分别是章荣真、李善霞夫妻和陈杨国、徐姗姗夫妇，均是浙江台州人。
2012年7月，章荣真、李善霞夫妇生下第二个孩子，但一直未收到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2013年11月12日，“单独”二孩政策出台。2014年1月17日，《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其中将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按照浙江的新政策，章荣真、李善霞夫妻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但玉环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认为章、李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全国“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前，认定为计划外生育。2014年7月11日，玉环县人口计生局发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玉计生征字（2014）第1－042号），决定对章荣真、李善霞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约13万元。
陈杨国、徐姗姗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2014年1月13日，此时国家“单独”二孩政策已经出台，而4天之后的1月17日，浙江省“单独”二孩政策也随即出台。
台州市路桥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同样认为陈杨国、徐姗姗夫妇的生育行为发生在浙江省“单独”二孩法律修订前，应被视为计划外生育。2014年9月8日，台州市路桥区人口计生育局对陈杨国、徐珊珊夫妇作出了《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路计生征字（2014）第311号），征收夫妇俩社会抚养费79020元。
对此，两对夫妇均表示不服，并将当地计生部门告上法院，但历经一审、二审，皆败诉。法院认为，两案中的生育行为在浙江省“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前，应被视为计划外生育，因此计生部门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合法。
对于两审的败诉，两对“抢生”夫妻仍不服。随后，他们向浙江高院提请申诉。浙江高院分别于2015年8月10日、9月17日对这两起案件申诉作出裁定。裁定认为，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将由浙江高院进行再审。再审期间终止原判决的执行。
但这两起本应于当年10月27日上午9：00和下午2：15在浙江高院开庭再审的案子，在再审前夕被突然临时通知暂时取消开庭，原因是“时间冲突”。
“棘手”的案件暴露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的问题
章荣真、李善霞2012年7月生下第二个孩子时，按照当时的计生政策是违法的。“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2014年1月作了相应修订，但如许多地方一样，该条例并未涉及社会抚养费如何衔接。
相关法律人士认为，“棘手”的案件实际上暴露社会抚养费征收的问题。
两起案件的代理人都是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有水。在今天的法庭上，吴有水说，章荣真、李善霞夫妇的生育行为发生在2014年1月17日之前，即新法实施之前；玉环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向两人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是2014年7月10日，即新法实施之后，因此原来据以认定的章荣真、李善霞夫妇的生育行为违法的法律依据，因为被修改而已经不存在了。
相比之下，陈杨国、徐姗姗夫妇认为对他们的处罚“更没有道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2014年1月13日，而此时，国家“单独”二孩政策已经出台。
吴有水认为，行政行为必须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被废止的法律、法规行政机关不得再援引适用，两地计生部门的征收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而两审法院均判决两对夫妇败诉，理由是他们生育二孩时“单独二孩”尚未入法，允许“单独二孩”的新法没有溯及力以及征收社会扶养费是行政行为，不是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因此应该对他们适用旧法进行处理。
吴有水认为，作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院应该审理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其具体的行政行为发生时是否有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不是审查两对夫妇生育行为的合法性。
在具体的适用法律法规上，吴有水认为，原则上应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如果新法规对行政相对人更有利，应当适用新法规。“两审法院在新法实施以后依然用已经废止的旧法作为判决的依据，缺少法律、法规的依据。”
案件再审具风向标意义
近年来，社会扶养费的征收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记者注意到，类似案件备受关注，在全国也并不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