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慢性病防控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慢性病发病率已进入下行的拐角期，以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为代表的慢性病病死率大幅降低，主要是政府联合多个部门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诸如控制烟草和酒精、保障环境安全以及从事农业及食品行业改革等。
慢性病防治工作不是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机构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涉及慢性病防治的诸多机构中，既需要有行政管理机构、社会事业单位，又需要群众自治组织和商业化组织；既需要中央一层的宏观指导机构，也需要依靠基层的执行机构。慢性病的防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医药卫生机构，而是向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学校、社区、家庭）延伸。政府责任的履行和强化、各层级部门的配合和协作，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慢性病防控的整体效果。
然而，目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缺乏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和宏观协调管理，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各主体行为与现实严重脱节，资源分散、浪费情况严重，无法形成集成优势，难以适应全民健康促进需求。统领模式的落后，还严重阻碍了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人才培养、技术和产业创新。
“健康中国”就是在国家层面上全面推动我国全民健康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上升到全面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增进全民福祉的目标上来。要全面减少患病的人和延缓患者病程、实现全民健康促进和健康中国的伟大目标，就必须要尽快调整医药卫生事业的统领模式。
要真正做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调动全社会资源、促进全民健康、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除了要构建新的统领模式外，还要考虑从立法层面加以规范。
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医药卫生“母法”。现行医药卫生事业相关的法律制度分散，相当一部分法规仍限于“红头文件”，立法层次过低，且制定、执行、监督在不同部门间各行其道，难以将健康促进融入到政府行动的各个计划中，也不利于增强地区行政首长自觉推进健康促进的决心。因此，我国要加快出台医药卫生领域的“母法”——《健康促进法》；同时，在国家层面成立一个可以协调、统领各个部门的组织机构，集中国家全部医药卫生资源，统筹公共卫生策略制定、全民健康教育、医药卫生事业人才培养、临床救治、医疗保险、创新研究和产业发展等工作的“大部”或委员会，大幅度提升我国医药卫生事业顶层设计的水平，确保全民健康促进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新策略的高效落地。
政府、社会和公众的责任都不可或缺
目前，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实现“健康中国”的最主要公共卫生问题。虽然慢性病的防控较传染病更为复杂，但大多数的慢性病都是可防可控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慢性病人群攀升的主要根源，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是慢性病防控的关键。从全球应对慢性病的形势来看，我国需要尽快开展一系列有效的慢性病防控行动，这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大国责任担当的体现。
政府在健康促进方面的引导作用异常重要。开展贯穿儿童至成人的强制性健康教育，通过法律法规和卫生经济学杠杆来调节和引导民众健康饮食和加强运动等，都是促进全民健康的有效手段。不过，我国目前的健康教育体系尚不完善，健康教育往往浮于形式，缺乏强制性。根据中国人群的营养特征，尽快制定中国人的膳食标准（特别是盐和油的摄取量），并融入到健康教育与饮食监督中，是非常紧迫的工作。
政府通过制定并实施具有强制性色彩的法律法规，被证明是全民健康促进的有效措施。政府、社会和公众共同努力快速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的巨大作用，在日本实行的“腰围行动”中能得到很好的诠释，很值得我们借鉴。2008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法规，规定企事业单位40岁以上的员工每年必须强制性地测量腰围，男性不得超过85厘米，女性不得超过90厘米。超过者必须接受为期3-6个月的强制性教育和减肥，否则将面临解聘的风险。这一行动引发广大民众对饮食和健康高度的关注，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民众自行改变不良生活方式的社会环境，对实现全民健康发挥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